漢代的字書和學童書法教育
漢代日用文字已完全使用了隸書，從西漢初的尚未完全擺脫篆書成分的古隸，逐漸發展成全用方折筆畫、結體簡約趨扁的成熟隸書，有的是帶有波碟的八分書，以及章草書。漢人對古代文字的寫法、音義和六書的義例自然也越來越模糊。秦代李斯等所作的《倉頡篇》、《爰歷篇》、《博學篇》，間里書師用以教學童識字、書寫，已漸漸不適用了。于是，兩漢時期曾不斷對字書進行修訂和重新編寫。來源書法 屋，書法屋中國書法學習網。
西漢文、景以后，間里書師合《倉頡》、《爰歷》、《博學》三篇，斷60字以為一章，凡55章，共3300字，中有重復的字，合稱為《倉頡篇》，分上中下三篇，。武帝時，司馬相如作《凡將篇》，無重復的字，而所收的字有出于《倉頡篇》之外者。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《急就篇》和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《元尚篇》，所收都是《倉頡篇》中的正字?！都本推肺淖纸翊?，因首句為“急就奇觚與眾異”，取前二字以為篇名。今本34章，大抵按姓名、衣服、農藝、飲食、器用、音樂、生理、兵器、飛禽、走獸、醫藥、人事等分類編成韻語，多數為七字一句，皆日用必須之字，而五經中正字，已十不足四五了。在敦煌、居延漢簡中，有兩枚寫有《急就篇》內容的木簡，其年代為西漢晚期，可知《急就篇》作后不久，即盛行并普及于邊郡了。平帝元始((1-5)中，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，各令記字于未央宮中，黃門侍郎揚雄(前53一后18，圖1一2.1)取其有用者以作《訓纂篇》，凡34章，2040字，順續《倉頡篇》，又換掉《倉頡篇》中重復的字，總共89章，5340字，無一字重復。東漢蘭臺令史班固又續揚雄《訓纂篇》作13章，這樣凡102章，無復字，六藝群書所載的字幾乎都包括在內了。和帝永元(89-104)中，郎中賈紡又作《滂喜篇》34章，包括了班固所作13章。揚雄《訓纂篇》終于“清喜”二字，賈紡用以作篇名，而《滂喜篇》終于“彥均”二字，賈舫以《倉頡》為上篇，《訓纂》為中篇，《滂喜》為下篇，人稱之為《三倉》，合123章，每章60字，15句，4字一句，共7380字，都是用隸書所寫。本《倉領)、《訓纂》是篆書，現也用隸書寫了，篆書已不再為學童所必修了。
教育兒童識字和書寫的學習場所稱為“學館”、“書館”、“書舍”、“蒙學”、“小學”，廣泛分布于鄉村、間里。王充《論衡·自記篇》云:“(充)六歲教書……八歲出于書館。書館小憧百人以上，或以書丑得鞭。充書日進，手書既成，辭師受《論語》、《尚書》。”《哪原別傳》記:“原早孤.鄰有書舍，原過其旁而泣。師問之，曰:‘夫書者，必有其父兄。’師哀之日:‘童子欲書，可書耳。”’又《四民月令》日:“正月硯凍釋，命幼童人小學學篇章。”王充學書的地方稱“書館”，學書既成，則辭師另去學《論語》、《尚書》等，學習的地方是鄉聚序序。如要繼續深造，就進郡國學、太學，或受學于經師大儒自立的“精舍”、“精廬”。識字、書寫是結合在一起教學的，教師稱“書師”，學習的是字書，即篇章。學童習字寫在“機”上。紐是用竹、木削成，三棱，也有作六棱、八棱的，用以學書或記事。左手執觸，右手懸腕而書，所以學童開始學書就得懸腕。觚上寫滿字后，用布拭去又可重書。在東漢雖巳有紙，但紙、嫌皆很貴，簡簇制作也甚費事，一般只用于正式書寫，不以練習用。拭觚的布名“幅”或“幫”，《說文解字》:“蟠，書兒拭機布也。”籍即播。在西北地區出土過一些漢代的觚，上面有學童成軍吏練習寫的字(圖1-2.2）。在阜陽、敦煌、古居延出土的漢簡中曾多次發現在竹簡和蘭棱抓上有《倉頡篇》殘文，這是西漢抄錄的字書和習字課本。
漢代的皇帝、諸王子以及貴族官宦子女，從小都要讀字書，學識字和書寫?！稘h書》、《后漢書》中每有“善史書”的記載。如《漢書》卷九《元帝紀》:“元帝多才藝，善史書，鼓琴瑟，吹洞簫，自度曲，被歌聲，分寸節度，窮極幼吵。”《漢書》卷九十七下《外戚傳4孝成許皇后》:“后聰慧，善史書。”《漢書》卷九十六下《西域傳下》:“楚主侍者馮燎，能史書，習事，嘗持漢節為公主使，行賞賜于城郭諸國，敬信之，號日馮夫人。”(后漢書》卷五《孝安帝紀》:“(安帝)年十歲，好學史書，和帝稱之，數見禁中。”《后漢書》卷十上《皇后紀上·和熹鄧皇后》:“(后)六歲能史書，十二通《詩》、《論語》。諸兄每讀經傳，輒下意難問。志在典籍，不問居家之事。母常非之，日:‘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，乃更務學，寧當舉博上邪?’后重違母盲，晝修婦業，暮誦經典，家人號日‘諸生’。’，《后漢書》卷十下《皇后紀下，順烈梁皇后》:“(后)少善女工，好史書，九歲能誦《論語》，治《韓詩》。大義略舉。常以烈女圖畫置于左右，以自監戒。父商探異之。”《后漢書》卷十四《齊武王演附北海靖王興》:“(北海敬王)睦能屬文，作《春秋旨義終始論》及賦頌數十篇。又善史書，當世以為楷則。及寢病，帝釋馬令作草書尺犢十首。”《后漢書》卷五十《孝明八王列傳·樂成靖王黨》:“黨聰慧，善史書，喜正文字。”《后漢書》卷五十五《章帝八工傳·清河孝王慶》:“(安帝生母左姬)小娥善史書，喜辭賦。和帝賜諸王宮人，因人清河第。”另外，章德竇皇后、和帝陰皇后也都是幼年即善書藝?？梢娮晕鳚h后期開始，上自皇帝、貴戚，下至官吏、儒生，都把書法作為自己應有的修養。
東漢中后期，社會上出現了許多著名書法家，如曹喜、杜操、班固、師宜官、羅暉、趙襲、張超、劉德昇、梁鴿等，皆各有擅長，為世所稱，而崔緩、崔寔父子，張芝、張昶兄弟，蔡邕、蔡琰父女，更是筆法授受，一門相傳，開魏晉南北朝錘、衛、王、謝、都,灰、崔、盧等世家大族愛好書法的門風和世不替業的傳統。東漢經學大師皆有家學，累世治經，并廣收弟子門生，這種風氣自然也會影響到書法，書法開始有家庭教育，父子兄弟皆為書法家即是明證。書法家也有了從學的弟子.如“姜孟穎、梁孔達、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，皆伯英(張芝)弟子，有名于世”。書法家的字成了社會上眾多的書法愛好者和讀書人學習書法的范本。蔡邕等人書寫的石經立干太學門外，“于是后儒晚學，咸取正焉。及碑始立，其觀視及摹寫者，車乘日千徐輛，填塞街陌”。趙壹《非草書》中描繪靈帝時社會上學名家草書的情況:“此齒以上，茍任涉學，皆廢《倉頗》、《史籀》，競以杜、崔為楷……杜、崔、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，博學徐暇，游手于斯，后世慕焉，專用為務。鉆堅仰高，忘其罷勞，夕惕不息，仄不暇食，十日一筆，月數丸墨，領袖如皂，唇齒常黑，雖處眾坐，不遑談戲，展指畫地，以草判壁，臂穿皮刮，指爪摧折，見鰓出血，猶不休輟。”雖然描繪是漫畫式的，但可見當時人們摹學杜操、崔緩、張芝的草書到了如癡如狂的程度。這種情況的產生，與書法本身具有的藝術魅力是分不開的，尤其是今草書剛剛出現，它更適宜于表達性情，使人著迷。學草書不帶有功利性，寫好草書并不能獲得爵祿，這是與鴻都門學中人截然不同的。